谢蘑菇那转来的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些故事前，说些不相关的或相关的话都只显得轻浮，蘑菇当时的话语困境我充分了解。唯一可以说的也许就是，让我们时不时地从困扰内心的小忧郁小迷茫中抬起头来，多看看周围这个世界。也许王小波说得对，什么事情到最后都是一塌糊涂，并没有别的出路。

在四川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说一个都江堰男孩的故事。

他叫周仁贵，在宋庆龄故居录节目那天见到的，他是嘉宾。工作人员把他从车上报下来的时候，看见他的两条裤腿空荡荡的。编导小莉姐告诉我，仁贵是所有截肢的孩子里比较特殊的，这一年来他已经动了十几次手术，一节节的从大腿截肢截到了大腿根部，上个月刚做完最后一次手术，准备安装假肢，康复后回四川。

阿贵16岁，穿着白色的T恤和灰色的马甲，浓眉大眼、白净清秀。大家都去工作了，把我留下陪着他们两母子。

他们的脸上都没有表情，阿贵坐在轮椅上，一言不发，妈妈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长廊边的池塘。

我尴尬的坐在旁边，不能盯着他们，尤其是仁贵的腿，不能问地震的事、不能问手术的事、不能问孩子的将来……生怕任何一个唐突的问题都会引起他们的伤心和反感。也不能沉默，不然待会儿孩子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该更紧张了。

“今天天有点儿冷，仁贵你应该多穿一点。”

“哦，我不冷。”

“路上还顺利吧，没堵车吧。”

“没。”

“这里环境还不错，北京难得有这样的地方。”

“嗯。”

若干次激情洋溢的问题后跟上冷冰冰的回答，让我无助地更加彻底。

“仁贵、阿姨，你们要喝水吗？”

“谢谢，不用。”

“还是给你们拿两瓶吧。”

“真的不用，不渴。”他们拒绝得极为真诚，不过为了摆脱这尴尬的空气，出去透透气，我还是屁颠儿屁颠儿地去拿水，先把自己猛灌几口，再给他们递上。

没多久，仁贵就去接受采访了，我继续陪着阿姨。仁贵一走，阿姨就开始跟我说话了。

“孩子太遭罪了，动了十几二十次手术。动完手术后一直都不说话，就这几天稍微好一点”说着说着，她的眼睛就红了。他们一家住在都江堰的一个农村，为了陪仁贵治疗，她已经在北京呆了半年多。地震把老家的房子震塌了大半部分，因为仁贵的病情，他们在地震后没有及时回家，耽误了分新房的时间，回去连简易板房都被分走了。父亲只能留在四川打工攒钱盖新房。阿姨穿着朴素，蹬着一双没有标牌的旅游鞋，太阳在瘦瘦的脸晒满了褐色的斑，但依稀还能看到四川女子的清秀。她开始说地震那天的事情，她从田里赶回家，发现房子倒了，仁贵不在，于是冒着大雨跑去学校，路上的人告诉她孩子肯定已经走了，于是她又边哭着边回家，还是不在家里，又听到人说学校的教学楼倒了，和爸爸赶紧赶到学校，雨水泪水泥水汗水和着，在教学楼使劲地扒，扒了三十多个小时，终于看见了仁贵，他在教学楼废墟下头，两天腿被死死压着。仁贵还有一个表姐，两条腿也全没了。他们的班主任地震时候先跳楼跑了，虽然活着，但是心却关闭了，前两天跟仁贵通电话，哭着说对不起。对于她，这些事情大概就像祥林嫂说的故事那样，一遍一遍，每说一遍，心刺痛一次，却又释然一点。

好在国家负担了仁贵所有的治疗费用。可是今后仁贵的假肢需要三年一换，一次就是十几万块钱，钱从哪儿来，国家没说管，社会也没说管。妈妈还担心仁贵以后读书的问题。“芭蕾女孩他们那些来得早的都被北京的中学录取了，我们来得晚，名额都被分配完了，只能回四川读了。”可是都江堰的高中离家有好几十公里，孩子必须住校，而且学校里都没有无障碍通道。

一个小时后，仁贵被推回来了。大概是刚接受完采访，话匣子开了，孩子的话突然多了起来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说地震那刻，晴好的天突然黑得像深夜，接着远处传来巨响，就像是山里放的炮。他还告诉我，地震后山里的某少数民族人特坏，到处抢汉族人的东西，还把一个汉族女孩点了天灯。他说这些的时候仿佛并不是他经历过的噩梦，语气倒是像和外乡人自豪的说起家乡那些奇幻的故事。

他说道金爷爷，一个全身瘫痪的老人带他去游览世界之窗。金爷爷是个建筑师，好多他都不记得名字的建筑就是他设计的。金爷爷总是跟他们说自己的故事，一个残疾人如何成为世界之窗的设计师和股东。说起这位金爷爷，仁贵满是崇拜，对他的经历如数家珍。我问仁贵，他以后想干什么。一旁一位工作人员说，你可以从事IT行业，blabla说了很多，仁贵没有回答。工作人员走了，仁贵突然告诉我，他以后其实想当心理医生。我说，仁贵，你太棒了，你当心理医生的话，你的经历一定会帮助很多人坚强起来。“是吗？”仁贵腼腆的笑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像个孩子。